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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起義女子敢死隊:身扛槍彈的花木蘭

非我族類 2017-09-14 11:04: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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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,革命和戰爭似乎都是男兒的事情,和柔弱的女子沒有任何相契合之處。不過,一旦女子扛起了槍彈,那就是一種獅子輕嗅薔薇的震撼。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其實并不缺乏女子的身影,武昌起義中就曾經有過一支女子敢死隊。
  兩位隊長是炸彈“科班”出身
  1911年10月,武昌首義成功。武昌文華學堂女學生曹道新向國民軍第二標管帶要求參軍,得到軍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準許——“仰該女生自募女生一隊,斯時可謂戰事之后援”,女志士吳淑卿也向黎元洪遞交投軍文。組建女子軍隊的消息不脛而走,幾乎一夜之間,女子革命軍、女子尚武會、女子暗殺團、女子先鋒隊、女子敢死隊等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興起。其中廣東的女子北伐隊,竟跟隨援鄂大軍“北伐”到了南京,隨后又赴徐州前線參加了著名的“宿固”之役,名噪一時。
  1911年12月,廣東軍政府發布征兵告示,組建“廣東北伐軍”,鄒魯、高劍父等人發起組織“廣東女子北伐隊”(又稱廣東女子炸彈隊、女子敢死隊)。消息傳來,從港澳學習回到廣州的徐慕蘭、宋銘黃、黃扶庸、趙連城、余瓊玉、許劍魂等,興奮地報名加入,共招募了三四十人,其中1/3以上是來自香港實踐女校的教員或學生,這所女校是同盟會在港的主要機關之一。
  徐慕蘭、宋銘黃年長,被推舉為隊長。徐慕蘭是當時“同盟會徐氏三姐妹”之一(另兩位是其妹徐佩瑤、徐宗漢),長時間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飾投入革命活動。黃花崗起義前夕,她同兒子李應生、李沛基負責起義的準備工作,秘密傳達信息和購買、運輸炸藥,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斃清廷廣東將軍鳳山。宋銘黃則利用在女子縫紉學校擔任教習作掩飾,與學生們秘密印發傳單及運送軍火,她還與潘達微夫人陳偉莊等喬裝出嫁的新娘,來往穗港之間,偷偷將軍火運進城。她和“支那暗殺團”的副團長高劍父一起研習炸彈制造,參與了黃花崗起義。
  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封建家庭,如學員黃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,為了反抗逼婚,參加了同盟會;梁國體為逃避父母安排的“盲婚”離家出走,來到實踐女校讀書并加入了同盟會,此外西環金鋪老板寵妾郭玉生、陳李濟藥商寡婦麥興華等,都參加了實踐女校的革命活動。
  “花木蘭”身掛炸彈威風凜凜
  “北伐女子隊”初期駐于廣東省城河南(今海珠區)同德里,宋銘黃等人變賣財產籌集開銷,后廣東都督胡漢民撥了一筆6000元的款項予以資助,解決了經費問題。女隊員們統一穿白衣褲或湖綠衣褲,每天到廣州東校場先練習兵操、隊列,然后開始訓練刺殺、騎術、射擊和投擲炸彈等項目,被當時周圍的群眾譽為“今之木蘭從軍”。有意思的是,由于一些女隊員是富商的寡婦或出身富貴之家,有時也可看到“女子隊員練習打靶時有多名隨傭仆人跟從”的奇特景象(《香港華字日報》1911年12月13日)。
  1912年1月廣東北伐軍向南京開進,倉促訓練完畢的“女子北伐隊”分兩批隨軍前行,鄒醒民、陳振權、陳惠權、黎興漢、賴軍華五位女戰士首先出發;不久,徐慕蘭、宋銘黃、鄧慕芬、黃扶庸、許劍魂等20余位女隊員亦隨軍趕到前線。
  女隊員個個身著戎裝,肩上、腰上佩戴長槍短槍,兩位炸彈“科班”出身的女隊長不知從哪弄到炸彈,每位女隊員身上掛著幾顆炸彈(當年炸彈還算是稀罕的玩意),威風凜凜,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圍觀。各地的革命政府對這支特殊的女子隊伍也是要錢給錢,要槍給槍,要服裝給服裝。2月,廣東北伐軍司令姚雨平率軍在宿州車站與清軍激戰,女隊員們奔赴前線,其中鄒醒民一馬當先,“始終在第一戰線上,猛勇無比,敵敗,同大隊追至四十余里,皆在前隊。”
  女子從軍一時風頭無兩,軍隊中甚至出現了選舉女子作為領袖的提議。1912年2月,廣東協字營標統余玉亭因公身故,其部下以“林三妹在高州協夫成功,平時最得軍心”為由,推選余妻林三妹繼任,這個提議得到了所部三營內八九百人的贊同,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對,兩隊人馬互有齟齬,終于釀成大規模械斗,以至于軍政府及各軍隊均派大隊到場彈壓。
  由于女子軍隊聲名鵲起,社會上也有一些人乘機渾水摸魚,他們假借招民軍女子隊為名,煽惑15-30歲的年輕婦女販往外洋為娼,廣東都督府為此特意發出警告,報刊也提醒市民“婦女從軍須要仔細”。
  曇花一現,女同盟會員自沉鼎湖山
  正當“女子北伐隊員”準備大干一場時,1912年4月“南北議和”,清廷退位。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后,下令解散南方武裝,女子北伐隊也自動解散,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個月。一些女隊員感嘆:出發時抱著“馬革裹尸”的決心,可到了前線發現竟是“春郊試馬”的閑適。隊員黃扶庸從南京回到廣州后,曾在信感嘆中“此行北上,一事無成”,許劍魂也稱:“自出發以來,到徐州山東交界,便知和議告成,此行竟成虛負。”
  此后,徐慕蘭等投身于婦女反封建壓迫的教育工作,宋銘黃與高劍父、許劍魂與鄒魯走到了一起。但絕大多數的女子北伐隊隊員回來后,生活地位沒有什么改變,有的甚至淪為娼妓。
  “二次革命”失敗后,1913年龍濟光入粵,大批捕殺同盟會會員,原北伐隊的許多女隊員都避禍離開廣州,分散各地。其中兩位女隊員、也是同盟會會員的黃扶庸和鄧慕芬一起逃至香港,感懷身世,彷徨苦悶,黃扶庸曾寫信給好友趙連城嘆道:“家庭專制,無可革命,只可遠離,以避其鋒!”1914年12月,二人在肇慶鼎湖山上沉于飛水潭,這一幕悲劇在當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震動,港澳報紙均發文致以哀悼。
關鍵詞: 武昌起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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